张载，字子厚，凤翔郿县，即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，北宋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理学创始人之一；他在横渠著书讲学，传道授业，“为关中士人宗师” 世称横渠先生，尊称张子，封先贤。
他与周敦颐、邵雍、程颐、程颢合称“北宋五子”，有《正蒙》、《横渠易说》等著述留世，南宋宁宗赐谥“明公”，南宋理宗赐封郿伯，从祀孔庙。
因他是横渠镇人，故其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名言，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“横渠四句”，因其言简意宏，历代传颂不衰。
曾国藩曾经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中华历史伟人中，精选出他心目中的32位圣人，作为子孙治学的门径，著有《圣哲画像记》，其中所列“周程朱张”的“程”，指的是程颢、程颐俩兄弟，而这“张”便是指这张载，曾文正公对张载有如此高的评价，将其奉为圣人，可见这张载在曾国藩心中的地位之高。
张载之名源自《周易·坤卦》中的“厚德载物”之意，我见有人将这读为三声，这是不对的，应该读作四声，即入声。
算起来，这张载还是程颢、程颐的表叔，而且，张载本身并不是陕西人，他是河南人开封人，可能是父亲在巴蜀为官，他们全家随行，只是对于他父亲的生世史无记载，而张载在蜀之事亦无可考，故而不敢乱测。
不过，据史载，他从小天资聪明，十岁时随“外傅”学习时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，“志气不群，知虚奉父命”，所谓“外傅”，指的是古代贵族子弟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便出外就学，所从之师称外傅，看来其父亲的官职应该不是很低。
但在他十五岁时父亲去世，他遂与母亲及弟弟护送父柩越巴山，奔汉中，出斜谷行至眉县横渠，因没了盘缠，加之前方发生战乱无力返回故里开封，遂将父安葬于陕西眉县横渠镇沟迷狐岭上，全家也就定居于此，以后张载就生活于此，人称他为横渠先生。
父亲的早丧也使得张载较早地成熟，他不仅博览群书，还倜傥豪爽，“少喜谈兵”，常以军功自任，也就是说，他原本并不是想静下心来读圣贤书，做学问之人，老是想着去打仗，去建立军功以图进，而并不是想走科举入仕之途。
张载生活的时代，正值西夏鼎盛之际，他们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，宋廷一直是“重文抑武”，遇到事了，便用钱来解决，所以，宋朝每年要向西夏进贡大量的绢、银和茶叶等物资，以换得边境和平，不过，为了脸面，这种输出美其名曰叫作“赐”。
这对年轻气盛且血气方刚的张载是一很大的刺激，他对此是大为不满，我堂堂大宋焉能受制于这边鄙野人的蕞尔小国，于是，时年21岁的他写成《边议九条》，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、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，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。
不但如此，他还曾想着联合一帮知兵的朋友，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，为国家建功立业，博取功名，由此可见，张载乃一激情之人，其本色中还是一个刚烈果敢，勇于担当之士子。
范仲淹作为负责西北战事的统帅，当然很是欣赏张载的这种勇气，但作为文人掌兵，骨子里的他还是觉得只有读书，才是天下之正道，他是不忍心以这边境的军事而耽误了这有才之人。
于是，他在当时的延安军府衙内召见了这位志向远大的儒生，“一见知其远器”，张载谈论军事边防，保卫家乡，收复失地的志向，当然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，但是，他却劝说道：“儒者自有名教，何事于兵？”意思是你本是一儒生，好好读书才是本业，何必要于志于兵呢？
范仲淹认为，张载如果认真做学问，一定可成大器，所以劝他不要去研究军事，让他在儒学上下功夫 ，并且还给张载指明了研究方向，那便是勉励他去研究儒学经典《中庸》。
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，回家刻苦攻读《中庸》，但觉得好像道理没讲透。于是“访诸释老”，研读佛教、道教的经典。研读了很多年之后，“知无所得”，觉得这个还是不行，于是又反归六经。
就是说，虽然他遍读佛学和道家之书，但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，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，这是他成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；经过十多年的攻读，终于悟出了儒、佛、道互补，互相联系的道理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。
范仲淹对张载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他本人不仅人品高洁，文章写得好，那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不知引发了后人多少人的共鸣，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，为祖国的前途、命运担忧分愁，也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流血。
更为难得的是，他以提携后进为已任，很多人在他的帮助下步入仕途，为国家作出了贡献，而对于张载这样对时局有狂放之想的年轻人，并没有作嘲讽之状，反而认为其精神可嘉，对其多以嘉勉。
当时，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，在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，特请张载到庆阳，撰写了《庆州大顺城记》以资纪念，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范仲淹对张载的重视程度。
在范仲淹的鼓励下，已38岁且自视才高的张载，终于听从了其建议，上京赴考，当时的考官是欧阳修，欧大人也是以提携后进而闻名，在这次的录取的名单中，星汉灿烂。
然而，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对张载一生有重要意义，身居江湖而心忧庙堂的范仲淹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同张载一起考中的有所谓“嘉佑十子”之称，其中有苏轼苏辙兄弟，曾巩曾布兄弟，程颢程颐兄弟，以及吕惠卿、章惇、王韶等后来诸多为相之俊才，这榜也是中国科举历史上最为人羡慕的一榜，人称“龙虎榜”。
在候诏待命之际，张载受宰相文彦博之邀，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《易》；然而在同程家兄弟的交流中，他发现程颢和程颐对《易经》的见解远比自己精到。
张载是二程的表叔，但他虚心待人，当感到二程于《易经》的研究超过了自己，便毅然撤掉了虎皮座椅，然后对听讲的人说：“易学之道，吾不如二程。可向他们请教。”二程由是在京中名声大震。
张载进士登第后，先后当过县令等一连串的基层小官，不管在何处任职，他都办事认真，政令 严明，处理政事以"敦本善俗"为先，推行德政，重视道德教育，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渭州，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，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，军府大小之事，都要向他咨询；他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，并创“兵将法”，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等建议。
同时，他还撰写了《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》和《经略司边事划一》等著作，展现了军事政治才能，看来，他还是从军征战的初心不改。
张载声名远播，“四方之学者皆宗之”，并受到宋神宗召见，皇帝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，张载“皆以渐复三代为对”，神宗非常满意，任命其为崇文院校书，
时值王安石变法正炽之时，王安石亦想得到张载的支持以张势，但张载并不看好王安石的变法，含蓄地拒绝了参与新政的行为，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。
张载的弟弟名叫张戬，时任监察御史，比张载的官做得可大了很多，他是激烈反对王安石的，并与其发生了激烈地冲突，于是被贬官外放，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，于是辞官回到横渠。
张载回到横渠后，“俯而读，仰而思。有得则识之，或半夜坐起，取烛以书……” 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，整日讲学读书；在这期间，他写下了大量著作，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。
但是，张载是“为往圣继绝学”为一生奋斗之目标，他的治国方略是“皆以渐复三代为对”，史载当时的宋神宗对此还相当地赞赏，我估计这有点泛誉了，
最大的可能是皇帝“今天的天气哈哈哈”，一阵应付了事，不然，何以才授一个校书的小官，小到什么程度？当年我们成都有个妓女叫薛涛，被人称为“女校书”，就是这样一个品阶。
张载所推崇的这三代，便是孔子念念不忘的，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夏、商、周三朝，时日已是大宋了，还想要恢复千年以前的制度，怎么说这都是痴人说梦了，而且，完全没有可操作性，从这点来说，张载便有点泥古不化了。
为了实现这一复古目标，张载身体力行，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。为了训诫学者，他作《东铭》和《西铭》以做本学之训辞，书于大门两侧。
张载对推行“井田”用力最多，他不但把自己撰写的《井田议》主张上奏皇帝，还与学生们买了很多土地，按照《周礼》的模式，划分为公田和私田，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，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，只是不知最后的结局怎样，不过我想，这肯定是没个好结果的，因为，这毕竟是逆潮流而动的。
更为悲催的是，张载最后竟是死于他为此努力的过程中。
作为崇尚儒家理想的宋朝，张载的主张当时在朝堂还是有一定的影响，有人认为张载的学术承继古代圣贤的思想，可以用来复兴古礼矫正风化，于是，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。
此时张载正患肺病，但他不愿错过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，便带病入京。宋神宗任命张载担任同知太常职务，这官还是很大了，相当于礼宾司副司长了。
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，下诏礼官执行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，上三代时期所实行的礼制过地繁琐，实在是无法执行，何况对下也无指导性；但唯有张载固执地认为可行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“非儒生博士所宜”，因此也得罪了一大帮朝廷文士。
这样一来，张载在朝廷中就显得十分孤立了，他看到自己的理想在今朝是无法实现的，于是便辞职西归，行至临潼，当晚住在馆舍，沐浴就寝，翌日凌晨与世长辞，享年58岁。
张载一生，两被召晋，三历外仕，著书立说，终身清贫，殁后竟贫无以殓；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，才得以买棺成殓，护柩回到横渠，其一生清贫如许，世间能有几人哉。
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，乞加赠恤。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，赐丧事支出“半”数，这皇帝当得也真够小气的，严重地看不起。
张载的一生其实是很孤独的，当时的思想大家大都聚集在洛阳，而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呆在横渠，所谓“顾我七年清渭上，并游无侣又春风”，说的就是他的状况，他总是一个人在那儿苦思冥想，穷究天下之大道，所以，他的思想是独立的，除能读到的古代典籍外，很少能有当时盛行的思潮渗入。
张载所创的学说被思想界称为“关学”，是北宋时期与濂学、洛学鼎足而立的一派学说，随着北方“丝绸之路”被阻断，对外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，北宋时期的关中不再是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关中地域文化也由此呈现出更具稳定性的、笃实朴健的农耕文化特色。
对张载的哲学思想体系我不敢妄作评论，因为我素无研究，当然是没资格评价的，但是，通过看了一些张载的著作还是能感觉到，以张载为代表的“关学”有一种博大劲直之气象，这同后来南方一些学者的学术有着很大的区别。
简言之，就是“关学”的精神气质刚毅厚朴、淳和安详，绝无婉媚委曲之容态，学风古朴无华，切实谨严，不尚空玄，而这一切，都源自于张载的精思力践。
从感觉上来看，这“横渠四句”自是表现了的儒者宏大抱负和坚定信念，它气象阔大，慷慨激荡，体现的是儒家以“仁”为中心的价值系统，是宋儒一代的思想精粹，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至高追求，是每一个读书人的终极抱负。
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，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骨干，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、凝聚、壮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，而且历经劫波、顽强生长、坚韧不息、不断与时俱进。
但是，于我这等升斗小民来看，这四句太高大上了，好虽好矣，但毫无操作性，好似当下的心灵鸡汤一般，美味是美味，可终究是喝不饱肚子的。
孟子曰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我觉得张载的这句话应该是对后半句的引申；作为我这样一个一“穷”就是一辈子的人，还是应该现实一些，既然“达”是没有希望，那还是做好“修身齐家”的准备为好，至于“治国平天下”，或者是成天想着那孟老夫子的后半句，那就真是想得太多了哈。
范仲淹在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中，以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自处，张载进则为循吏，退则为乡贤，他们都是高尚之人，如我这蚁民就高山仰止罢了。
我一直认为，对一般人来说，做圣人，做伟人那是不要想了，还是要现实些，做好自己的事就好，所以，相比较“横渠四句”，我更喜欢的一句话是“君子慎独，不欺暗室”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