牛兆濂（1867—1937），字梦周，号蓝川，蓝田新街镇人。蓝田新街镇在灞河北，灞河南岸的灞陵乡西蒋树，就是陈忠实的家乡，两地相距不过三公里。
千年前，北宋著名理学大家张载在关中开创了关中学派，喊出了”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“的儒家理想，成为秦中大地后世儒者的偶像。牛兆濂就生长于这样的氛围之中，据说，牛兆濂出生时，父亲牛文博梦到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（字濂溪）走进家中，因此给他真名兆濂，字梦周。
这个故事其实不必神化，也许就是他父亲太过痴迷程朱理学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罢了。
牛兆濂九岁入私塾，十六岁参加县考，名列前茅，二十二岁参考省考，高中举人，一时名动乡里，时人称他为”牛才子“。
就在牛兆濂将要赴京应考之际，父亲牛文博去世，母亲染病卧床，朱兆濂毅然放弃应考，选择留在家中守孝侍亲。按照大清例制，像他这种情况应除去功名，时任陕西巡抚端方以“孝廉”为他奏请朝廷，光绪皇帝亲自批复：“孝行可风，著赏加内阁中书衔。”
牛兆濂不仅没被除去功名，还得了官，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无异于天上掉馅饼，然而牛兆濂却上书请辞。
他说，我年少时愚钝没好好学习，已经让父亲非常忧心，长大一点妄意显扬自己的才学，原是想谋求官职，赚点俸禄好让父亲过得好一点，然而父亲还没等到我当官就去世，母亲也染病在床，这是我长年累积的过错的惩罚呀！皇帝没有治我不孝之罪，已是格外开恩，我岂自欺欺人，还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孝子吗？“君子爱人以德，事欲其实，名欲其称，理欲其得，心欲其安。濂之不德，自知己审，若谬窃宠名，不惟心有未安，实于名实未副。”因此请收回成命，让我免受声名大过实际的耻辱，更加重我不孝的罪过。
自古名士，辞却功名的人不少，但牛兆濂让人感动的地方，在于他深切的内省，他是反思自己的行为，达不到”孝廉“的名声，因此请辞。孟子曰：”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“君子以名声大过实际为耻，朱兆濂以自己的行为来践行孟子的君子之道。
1893年，牛兆濂拜在关学大儒贺瑞麟下，一边苦心研学，一边广结学友，声誉日隆，终成关学一代大儒。
儒家的关中学派，注重格物至知、经世致用，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。1900年，关中遭遇大饥荒，牛兆濂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县的赈灾事务，他的儿子想在赈济局谋个差事，赚点薪水养家，被他严辞拒绝。1901年，陕西创办师范学堂，牛兆濂受聘为总教习，但他一生追求的程朱理学与师范学堂的新式教育格格不入，他只教了三个月，便辞职回到白鹿原。
1906年，牛兆濂游华山，写下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诗：
登华岳南峰极顶
踏破白云万千重，仰天池上水溶溶。
横空大气排山去，砥柱人间是此峰。
这首诗意趣高远，充满着人间正气，展现出伟大的人格。电视剧《白鹿原》中，朱先生也曾吟咏此诗。
1911年，陕西罂粟泛滥，牛兆濂再次出山，任陕西省咨议局常驻委员，负责查禁全省鸦片烟苗。正当他严查之时，时局大变，辛亥革命爆发，西安立即响应。在牛兆濂看来，这是”三纲五常之废驰，乃旷古之奇变也“，他接受不了改朝换代的事实，即使新政府再三挽留，他毅然辞职，带着全家避入南山。
第二年，原清廷陕甘总督升允集结重兵反扑西安，激战三月，溥仪逊位，他还不退兵。不熄，西安危急。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派部下郭希仁、刘守中，请牛兆濂与兴平张仁斋往劝升允罢兵。牛兆濂为免除生灵涂炭，慨然前往，牛兆濂到升允帐中，陈说利害，使升允当即罢兵息战，这事成为了朱兆濂一生的美谈。
时至民国，牛兆濂的程朱理学，已无用武之地，他退居白鹿原讲学，修蓝田县志。“九·一八事变”爆发后，牛兆濂发誓不用外国货，在报上发表《阋墙诗》，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抵御外侮。诗云：“阋墙兄弟本非他，外侮急时愿止戈，万事到头须自悟，算来毕竟不如和。”
1933年日寇进占山海关，牛兆濂集结白鹿原五百勇士，通电全国，誓师抗日，决心以身殉国，爱国之志，感动世人。1936年，“西安事变”和平解决，他极为感动，认为“全民联合抗敌，由此发扬，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”。1937年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全面侵华，牛兆濂病中闻迅，忧愤不已，7月21日，牛兆濂逝世，时年七十。
牛兆濂劝和允升，是他一生最光辉的事迹，然而民间传说，往往越传越神，至有“一言罢兵，救数亿生民于水火”的吹捧，牛兆濂深知“声过其情，君子耻之”，所以他在他自己的诗文著作中，从来不谈此事。
允升与牛兆濂，是旧相识，1900年，允升任陕西巡抚，开经济特科，听闻牛兆濂才德，极力推荐他应考，牛兆濂坚决推辞。允升由此结识牛光濂，并对他极其敬重。因此，当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想要请人劝允升罢兵时，牛兆濂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
但在当时，牛兆濂是拥护满清、不造成革命的，革命军中也有人对他不满，陈伯笙等人就主张要先杀掉他。但同盟会陕西支部支部长郭希仁素来敬重牛兆濂，以他为师，尽力保全牛兆濂。
当允升围困西安之时，郭希仁来到蓝田，请求牛兆濂前去劝允升罢兵。牛兆濂不忍黎民受兵火之苦，于是与好友张仁斋，一同前去劝和。
二人来到允升驻扎的礼泉，允升说：“故人来意我已悉知，今清帝退位，无君可事，惟有一死以报国。”牛张二人劝允升说，南北共和已经成功，新政府优待皇室，你的家眷在陕西，也受到了大都督张凤翙的优待。
其时，西路清军马安良已经暗中与张凤翙议和，允升军中已经分裂，军心不稳，其实已无再战之力，牛张二人的到来，不过是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。所以允升最终听了牛张二人的劝谏，同意议和。
劝和经过并没什么神奇的地方，一切不过时势使然，牛兆濂不过是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那里。然而，牛兆濂本是心向满清的，但他能在关键时刻，以百姓之苦为重，挺身而出，本身就非常了不起，而他的劝和，确实让百姓免于战火，让更多的战士免于在兄弟阋墙中死去，功莫大焉。
牛兆濂不仅有“牛才子”、“牛圣人”之名，还有“牛半仙”、“牛神仙”之名。
民间传说，牛兆濂观天象，知要下雨，便穿着泥屐在街巷里走一遭，暗示邻人要下雨，却被人笑他发神经，等到果然下了大雨，好多人麦子被雨冲走，才知自己愚笨，不知牛才子用意。又有传说，牛才子诵读至深夜，出门活动筋骨，仰观天象，脱口而出：“今年成豆。”邻人听去，这年便都种豆，结果那年大旱，只有耐旱的大豆成活。
这样的故事多了，“牛神仙”的名号不胫而走，甚至有人自称是他的弟子，借他的名号给人算命敛财。有许多人听了“牛神仙”的名号，纷纷跑来看“牛神仙”是何许人物，让他帮忙测字算命。牛兆濂不堪其苦，于是写了一篇《神仙辨》示人。
文中说，圣人不语怪力乱神，人心却喜欢怪异，以至于以本来没有什么怪异的事情为怪，其实只要格物致知，多多思考人世间的道理，能预测一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奇怪的。
“其平生遇合多幸获，祸患多幸免，其言议或有时而幸中，则群然神之，始及于里巷而渐及于乡人。”我一生能得到别人赏识，免于灾祸，不过是幸运，我的言论有时不过是恰巧说中而已，然而人们纷纷认为很神，神仙之名越传越远。
而江湖游食之辈，大肆宣扬，不过是想借我之名，欺世敛财。
牛兆濂在文中郑重宣告：“子来见神仙也，非见我也，子所见者非神仙，乃真我也；子所闻者乃远方之传闻，愈近则愈不闻，今所见者乃真我，所闻者非我也……今日之我，非神奇鬼怪、闻于远方为人所掠卖之我也。我为谁？蓝田牛兆濂也！”
世人都喜欢偶像崇拜，成功者也喜欢将自己神化，接受世人的膜拜，而牛兆濂却特意写文章给自己袪魅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
牛兆濂囿于程朱理学，也得益于程朱理学。囿于程理学的地方是，他不能在那个民族巨变的时刻，接受新学，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得益于程朱理学的地方的，他用程朱理学将自己修养成一个品格高尚的人。
牛兆濂的品格，我们可以从他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看出来。
“……尔自是不知命，故心心念念惟恐穷困田地，此便是利欲病根，常此作主，便生出无限不好……尔只怕弟兄们受穷，我只怕尔不愿受穷，能受得穷不愧是我儿子也。”
我只怕你不愿受穷，能受得穷才不愧是我的儿子，这世上有多少父亲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呢？
牛兆濂是真正以儒家道理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的人，但他也不是只谈道德不会干事的人，每当百姓受苦之时，他都能挺身而出，做出利国利民的实事，国家危难之时，他也能大声疾呼，呼吁民族团结，共御外侮。
晚年时，牛兆濂在白鹿原上建芸阁学舍，传道授业，弟子遍及国内，远及朝鲜。他还给百姓诵讲《乡约》，教导乡民和睦相处，患难相济，过失相规，德业相劝。
《乡约》是宋代关中学派大儒吕大临等人编写的，它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调整邻里关系的规范，让老百姓修身、齐家、交游、迎送、婚丧嫁娶都有了行为规范。在那个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年代，《乡约》能让农民行止有据，对改善乡风民俗有很大的作用。
在牛兆濂的教导下，白鹿原上的乡风民俗为之一新。
在那个巨变的大时代，牛兆濂注定是要被历史淹没的，然而他能以自己的德行感召一方，也算是乱世中的一缕微光，他的德行，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敬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