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左传》是《春秋左氏传》的简称，即解释《春秋》的文字注疏。《春秋》记载了公元前722年——公元前481年（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）的历史。《左传》记事直至公元468年（鲁哀公二十七年）甚至提到了三家分晋，有些是有传无经之文。
关于《左传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，在中国的经学史，史学史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。《左传》的作者，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：
一，认为此书出自左丘明之手，这也是各种教材通用的说法。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曰：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从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”唐代孔颖达则引述前人之语：“孔子将修《春秋》，与左丘明乘，如周，观书于周史，归而修《春秋》之经，丘明为之《传》，共为表里”
二，认为此书出自汉代刘歆之手。此说源自清代经学家刘逢禄《左氏春秋考证》。其后，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也持此说。
三，认为此书是战国人根据各国史料辑录而成，在宋代即有持此说者。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中“王介甫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”叶梦得也持此说，郑樵甚至认为是六国时楚国人所做。近代不少学者也都如此认为。
当然，以上只是主要的三种见解，而即使同一种看法中，还有不少分歧。比如同以为系“左丘明”所作，有人主张“左”就是官职，名字叫“丘明”，有人则主张当以“左丘”为名，总之歧义颇多。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。
此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是谁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。比如认为出于左秋明之手的，大致当在孔子前后。这与持刘歆伪造之说者认为成书于西汉末期，前后相差便有500年左右。同认为处于战国人之手，各人所认为的成书年代也不一样，比如杨伯峻认为成书于“公元前403年，魏斯为侯之后；周安王十三年，公元前389年以前。”而徐中舒的认为其书成于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51年。可见，即使此说也有相当的出入。
《春秋左氏传》主要是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而传世。但从文学的角度而言，它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，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择要简述如下：
一，叙事完整翔实。特别是对重大战争的叙述有条不紊，繁简适当。体现了高超的记事能力，比如记载晋楚城濮之战，先从交战之前的状况入手，晋国接到宋国求援请求。分析了形势，决定攻曹、卫以解宋国之围的策略。接下去写楚国子玉率师与晋军的接触，如何锐意求战，而晋文公则退避三舍。以骄其兵，并写到具体战斗中，双方的阵势，进攻的方法，最后是战争的结果，从晋军缴获的战利品，到楚国子玉的结局，以及这次战争对当时整个政局的影响，都做了明确的交代。全篇不过2000余字，而将一场波及数国，震撼华夏的大战。交代的清清楚楚，这种叙事的能力时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二，刻画人物，栩栩如生。《左传》人物众多，有的正直，有的邪恶，有的机智，有的庄重，有的淳朴，有的诙谐。然而写来无一不形象鲜明甚至通过连续记载的人物的事迹，描述了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，比如对晋文公重耳的描写。他曾颠沛流离在外19年。开始时，他是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落魄公子。他乞食于“野人”，“野人”以大块泥土与之，他便沉不住气，大怒，“欲鞭之”。在齐国，“齐桓公妻之，有马二十乘”；他便欲居下。然在政治的漩涡中，在生活波涛的冲刷下，他渐渐成熟起来。到了秦国，秦人妻以怀嬴。有一次怀嬴捧着盛水的器具让重耳洗手，重耳洗完便挥手让怀嬴走开。怀赢生气地说：“秦国和晋国是同等的，你为什么瞧不起我？”公子重耳便脱去衣服把自己关起来表示谢罪。此时，重耳不再那么莽撞了，可见此时已非昔日动辄生怒之人。到晋楚城濮之战时，在战争中老谋深算，决胜于帷幄，显示了卓越的才能，这不是可以看出其性格发展的脉络吗？
三，语言简练，字句精严，行文变化纵横，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。比如齐桓公以“贡包茅不入”；“昭王南征而不复”为幌子，出兵伐楚，而楚臣的回答是“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”；“昭王之不复，君其问诸水滨”简明生动，切合口语。
总之，《左传》文史结合，是先秦时代历史散文的代表。后代古文学家往往示他为作文的楷模，原因就在于他本身具有高度的文学性。